在2009年遭遇了精神病惨剧后我还继续进行宣教传达活动（dakwah tabligh），我也没失望，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真主安拉的前定，熟语都说“事在人为，半由天命”。我至今还在哥打峇鲁精神诊所（Jabatan Psikiatri Hospital Raja Perempuan Zainab II）继续进行治疗，病情已经好转。我在2010年在宣教学院（Institut Dakwah Islamiah PERKIM）完成了回教教育文凭（sijil pengajian Islam）的学业以及格的成绩毕业。我感到很激动，因为经过一番风霜考验，现在终于继续人生的下一步。我还是像以往那样参与教堂五善活动（5 amal masjid），我在每个月都出征在篷车牌（Pengkalan Chepa）一带的清真寺去在主道上奋斗。
当年在宣教学院毕业后，我们这班毕业生经过那比哈女士（Puan Nabiha）的代理下在回青团（Islamic Outreach ABIM）进行培训长达一个月。我们在这里当实习教师与做志愿工，在水源问题与缺乏设备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应付并完成这次的培训。当中我们办学生激励营，我认识了一位讲师，他是前吉隆坡大医院的辅导师，我从他得到精神健康的诀窍。IOA在萨尼弟兄（Salamku Azizan@Sani）的建议下在每次晡礼后有办教学课堂（Ta’lim）。
我进宣教学院正好本学院正式升级为私人高等学府，所以IDIP宣教学院与KIAS国际回教学院开办宣教领导大专文凭（Diploma Dakwah Wal Qiadah）。由于宣教领导大专文凭是以阿拉伯文为媒介语教学的，所以我因阿拉伯文水准差而在这次深学面对困难，我对学业感到压力，因为三个学期都条件性及格。我们这班能在KIAS学院深学的IDIP学生每天乘坐校车来回KIAS学院与宣教学院。在KIAS学院的学生当中也有宣教员（Karkun）尤其是阿兹瓦立弟兄（Azwari）。在这里的海村清真寺（Masjid Kampung Laut）每天的晨礼与晡礼后都有读教学课堂，以前当地穆隆区宣教组队（Halaqah Mulong）的公众成员都乐意援助学生们进行宣教。
我在2011年出征四十天。我们在斯里巴打零组成一个十多人的传教团，团长是哈志阿都拉欣弟兄，我们被派到玻璃市的巴当巴萨去（Padang Besar,Perlis）。当时出征的IDIP学生有阿民唐、开罗戚、阿都拉曼、昝比弟兄和我一起。我们这个传教团的团结精神很好，虽然我们都分心并违反宣教规矩（Usul tertib Dakwah），就算出征中玩手机、谈闲话、多睡觉、及去市场，也成功完成出征四十天而没有惹什么纠纷。
经过2009年精神病惨剧后，我的宗教信仰元气大伤。这时我时常迟起身晨礼、在也无力封圣行斋、少出席上课、而且心闷多瞌睡。但我还是努力重振志气与自拔，就内心自省还是自己的失误，正所谓“祸因恶积，福缘善庆”。我还时常发信息干扰我的师长们。这时我发现各个宣教团运动、台布立厄（Jemaah Dakwah Tabligh）或是义合华（Jemaah Ikhwan Muslimin）等都是互相连贯的，只是我们宣教必须有智慧及团体精神。
我被KIAS学院开除后在回青团（Islamic Outreach ABIM）做志愿工，起初都没有分文，后来才每个月给五十块钱，更何况当时回青团经济不景。经过一番适应与妥协后，我在本局的礼拜殿复兴教堂五善、教学课堂、日常思虑、日常宣教及每月在阔拉纳斯（Kok Lanas）一带的清真寺去出征三天。我每星期二都走路到哈志拉清真寺与阔拉纳斯宣教组队开会，当中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又能与前辈们分享经验。2012年5月31日至6月2日是吉兰丹宣教团大聚会（Ijtima’ Negeri Kelantan），我有到这次的大聚会。
就在当年六月新学期，我向院方求情又重新在KIAS学院深学，为了方便所以我拿回教教育大专文凭（Diploma Pengajian Islam）。我与夏伊曼与哈菲同学在海村清真寺复兴教堂五善。起初我们学生与穆隆区宣教组队关系还好，但后来夏伊曼同学不知何故与哈志纳斯里分歧反面。现在我们学生被穆隆区宣教组队隔离，但海村清真寺的教堂五善还是继续进行着。回教教育大专文凭很容易，我每学期都可以及格。我在2012年年尾出征三十天，正好加入来自吉隆坡的宣教团。我与团长及其他宣教员的交际与合作精神都很好。我们出征在达旺（Tawang）、大坟墓（Beris Kubur Besar）、街门（Pintu Gerbang）、及峇错（Bachok）一带的清真寺。
愿主允许，我将继续留在这神圣的宣教运动中，虽然生活中很多磨练，但老师们都说“苦中有乐”，阿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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